作为日本战后具有思想家气质的文学评论家，加藤周一（1919-2008）的代表作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等学术著作在日本及海外学界影响深远。他始终坚持战后民主与和平主义立场，晚年与大江健三郎、鹤见俊辅等人共同发起“九条会”，致力于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。作为理解加藤的重要文本，其自传《羊之歌》（含续篇）最初连载于1966-1967年的《朝日周刊》，后于196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文库本。

《羊之歌》描写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之间的生涯，《续 羊之歌》则从战败写到60年代日美安保条约时期。这两部连贯的作品，既是他个人的成长记录，也是日本那段多舛岁月的珍贵历史档案。作者在后记中曾写道，撰写本书并不是仅仅为了回忆叙旧，而是想记录下作为一个作为"平均水准的日本人"的经历。作品取名《羊之歌》，是因为作者出生在羊年，又认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稳重的一面。本书是岩波书店青版文库中最为畅销的品种之一，出版以来已经重印六十余次，也被不少日本中学、大学收入学生必读书目。今年4月，该书中文版也在中国推出新版。

现任立命馆大学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顾问的鹫巢力（わしず つとむ）与加藤周一有着长期密切的交情，他不仅主持编纂了《加藤周一著作集》《加藤周一自选集》等，更长期面向公众主持并参与研究中心每月举办的《羊之歌》精读会。

近日，从事加藤周一及其周边研究的青年学人、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董悦，在研究中心见学及查阅资料期间与鹫巢力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。本次访谈不仅聚焦《羊之歌》，也探讨了“杂种文化论”的核心观点及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鹫巢力正是去年4月中文版《杂交种文化论》（译自1974年日文版）的推荐者（译者经他推荐促成翻译）。基于其编纂经验、与加藤的交往、精读会积累及对相关著作出版历史的深入了解，鹫巢力就《羊之歌》揭示的加藤周一的思想原点、文化论历史语境及作品承载的时代记忆分享了见解。

加藤周一（1919-2008）

鹫巢力（1944- ）

一、战后日本知识人的精神独立与主体性构建

鹫巢教授，您好！您长期深耕加藤周一研究，并曾参与编纂《加藤周一著作集》《加藤周一自选集》等著作，能否谈谈您最初接触加藤周一作品的契机？

鹫巢力：我最早阅读加藤周一的作品是在1966至1967年。当时，《朝日新闻周刊》连载了《羊之歌》，但我并未每期都阅读。在1968年岩波书店相继出版了《羊之歌》和《续羊之歌》后，我才完整地读完了这部作品，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这种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首先是措辞之秀美。加藤先生年轻时或曾有志于成为诗人，因此他的文字极具诗意、富有节奏感，读来优雅隽永。即便今天再读，我依然认为他的文笔极为优美。其次是行文之晓畅。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曾表示，加藤的文章“精准而优美”。一般来说加藤的文章以清晰明了著称，而《羊之歌》尤为如此。对此，我深以为然。然而重读过该书后，在如今的我看来，加藤的文章并非那样的直截了当，反而有着诸多微妙复杂的表达、并存在一定的跳跃性，未必是简明易读的文本。毋宁说，理解起来有着相当的困难。

在中国，《羊之歌》的译本广受欢迎，许多学者和年轻人希望通过这本书来理解加藤周一。请您谈谈当年《羊之歌》连载期间，日本国内的反响如何？

鹫巢力：《羊之歌》不仅是一本畅销书，更是一本长销书。即便是在今天，也仍在不断增印。我想，该作出版时获得广泛读者的原因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首先，日本自战时起至1945年8月一直处于战争时期（即锁国状态），其后至1952年又处于占领之下，因而海外旅行并不自由。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降，日本才实现海外旅行的自由化。可即便如此，出国行也并未立刻得以普及。因此，该书中描绘的海外生活，自然成为了许多人的憧憬。

加藤自小家境殷实优渥，且头脑伶俐，是东京大学的学生精英。书中还写到，加藤曾远渡海外，过着受到女性欢迎的生活。当时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共读加藤的著作。大概有不少人心想，“我也希望过这种生活”。虽说自己不太能办到，但若能实现便也愿去一试——这样的心愿很是热切。尽管如今看来，《羊之歌》中包含相当多的虚构成分，但在当时，许多读者都将其视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。

其次，作为战后迅速登上文坛的作家，加藤可谓“时代新星”般的存在。在那个他的每篇文字、每句话语都得到关注的时代，在理解加藤的入门书定位之加成下，《羊之歌》成为了畅销作品。

第三，加藤在书中自塑为自由而独立的个体，而这正是彼时大众所追求的形象。这一点，我认为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这部作品在中国依然受到欢迎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，想必有不少读者能从加藤的作品中感受到趣味。

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，该书以平实易读的文体写就，因而给人以论谁都可一读的感觉。不过事实上，加藤的作品并不好理解，而只是给读者以“读懂了”的错觉。

《羊之歌：我的回想》，[日]加藤周一著，翁家慧译，北京出版社，2019年8月出版，400页，59.00元。

加藤周一于1966年开始在《朝日新闻周刊》上连载《羊之歌》，当时他年仅47岁。一般而言，往往是较为年长的阶段开始撰写回忆录或自传更为普遍。对此，您如何看待他的写作动机？

鹫巢力：确实为之过早。《羊之歌》最初以“连载小说”的形式发表，结集付梓的单行本才附上“我的回忆”这一副标题。即便是自传体小说，小说和回忆录之间还是有所区别。副标题很可能是编辑海老原光义所加，而非加藤本人所拟。若要撰写严格意义上的自传，势必需要详细考证事实，而加藤当时就职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，不仅资料有限，也缺乏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证，因此最终不得已选择了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。

他之所以在47岁撰写自传体小说，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。

其一，与他此前的创作经历有关。在连载《羊之歌》之前，加藤曾创作《三题噺》，书中描绘了三位历史人物：建造诗仙堂的石川丈山、室町时代的高僧兼破戒僧一休宗纯，以及江户时代的学者富永仲基。我个人认为，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加藤对“可能的人生路径”的思考。石川丈山原是战国时代的武士，曾参与大坂之役，因而深切体悟到人生无常。此后，他隐居于京都东山的诗仙堂，直至九十岁去世，终其一生未曾跨越一次鸭川，亦即从未踏足京都。加藤正是将“欲弃绝俗世、隐居度日”之心愿寄托于石川身上而写下了这段故事。一休宗纯则在古稀之年，与名为“森”的盲女共同度过了一段爱情生活。我认为，这同样是加藤“本来或许也能经历的人生”。至于富永仲基这一富有原创性的学者，加藤亦曾一度憧憬作为一名学者的生活。换言之，《三题噺》正是他在构想“自己或许也曾有可能实现这些人生”的思绪中写下的。在描绘完这些“可能的人生”之后，他便萌生了想要书写现实中实际存在着的自己的人生的冲动，由此诞生的便是《羊之歌》。

其二，《三题噺》中各篇文体各有不同。描写石川丈山的篇章采用的是森鸥外风格，一休宗纯的篇章则具有谷崎润一郎式的文体，而富永仲基的部分则采用了东京新闻记者的访谈形式。至于加藤所撰写的“后记”，在文体上可以说极具个人特点，思想上也已臻于成熟。从中不难感受到加藤已然达到了某种内在上的成熟与定型。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，他萌生了想要书写自己如何成长、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的想法。无论是自传，还是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，若无“自我已经完成”的意识，是无法动笔的。而这正是他写作《羊之歌》的第二个动因。

《羊之歌》的写作地是在加拿大温哥华，对于无法查证的部分，或是可能牵涉他人、不便言明的内容，则以虚构的形式处理。至于后半部分所涉及的“女性问题”，我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。

自1966年开始连载的《羊之歌》为何在内容上只写到了1960年便停笔了呢？

鹫巢力：《羊之歌》连载于1966至1967年，而内容上之所以止步于1960年，是因为对于更为近期的历史事件，尚难以进行客观整理。因此，他选择以1960年为界，完成这一回顾性叙述。同时，1960年对日本社会而言，是一个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年份，对加藤个人亦然。这一年，日本经历了安保斗争，革新派最终败北，导致日本政治格局发生深远变革。然而，这一变化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逐步积累、发展而成。从战后日本历史来看，1960年是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转折点。加藤周一始终以“世界中的日本”这一视角思考问题，而1960年进一步强化了他这一思考方式。这一年既是日本社会的分水岭，也是加藤个人思想上的转折点。在安保斗争这一历史语境下，他开始思考自己在日本社会中的定位，以及未来学术工作的方向。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，他开始构思《羊之歌》。

在《羊之歌》的后记中，加藤希望把自己作为方法，探讨究竟是何种条件造就了像他这样接近现代日本人平均状态的人，您对此有何见解？另外，请结合您的专著《加藤周一如何成为“加藤周一”》，谈一下战争体验对个体个性形成的影响。

鹫巢力：事实上，很少有人会将他视为“日本人的平均数”。若他真是日本社会的平均水平，日本社会或许会发展得更加理想。从我的理解来看，加藤作为日本人拥有日本式思维方式的同时，又具备国际视野。这不仅是他自身的特质，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启示，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国际化视角。

他以自身经历展现了“如何塑造自我”的路径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。正如波伏娃所言，女性并非生来具有女性意识，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形成性别认同。同理，男性也是在社会环境中建构对自我的身份认同。加藤同样是通过不断塑造、积累，成为今日之“加藤周一”。这一过程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——“你也可以塑造自己”。

在您的著作《加藤周一如何成为“加藤周一”》中，您以图示方式揭示了加藤一生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，及其与昭和时期日本重要历史事件的交汇点，这一图解极具启发性。例如，加藤于1931年进入东京府立第一中学之时，正值“九一八”事变；1936年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，与“二二六”事件同期；1940年进入东京大学医学部，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您认为，这一系列的历史演进如何影响了加藤的思想形成与创作活动？这些历史事件又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？

鹫巢力：加藤周一虽出身医学专业，却广泛涉猎自然科学、文学与社会科学。然而，他一生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展开探究，即“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”。这一问题意识的形成直接源于他的战争体验。

与鹤见俊辅关注大众不同，加藤将目光聚焦于知识人（或称知识阶层）。这一选择源于他对战时日本知识人的反思。当时尽管许多知识人内心并不支持战争，最终却仍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。亲历这一现象的加藤，迫切希望探寻其背后的根源。此外，挚友战死的悲剧，更促使他不断追问：为何厌恶战争者仍难逃被卷入的命运？——这构成了他思考问题的原点。

加藤的学生时代（1931-1945）恰与日本的“十五年战争”完全重合。这段经历对他个人思想与世界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，不仅成为其思想发轫的起点，更奠定了后续理论建构的基石。正是基于这深切的战争体验，他在五十年代提出了“杂种文化论”、撰写了《战争与知识人》；六十年代经历了思想的淬炼与成熟；最终在七十年代完成了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。

围绕“日本人思维方式”这一核心关切，加藤在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《日本：其心与形》《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》中，分别从文学、美术以及时空意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，我将其称为“日本文化三部曲”。这些研究最终结晶为“杂种文化论”及《战争与知识人》等篇章，而其思想根源，始终深植于那段战争体验之中。

您亲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氛围，又长期主持并参与立命馆大学每月举办的《羊之歌》精读会，这对您理解作品有何影响？

鹫巢力：组织精读会源于对阅读现状的关切。日本自大正时期城市化加速，阅读普及，但也催生了泛读倾向和大学教育大众化。我读大学时（60年代）升学率很低（男10%+，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