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丨鲍勇剑 （博士，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）

假设题：外星人移民地球最智能的方式是什么？不是派遣飞碟，亲临地球，而是下载外星文明的生命信号源到地球上的寄宿体。类似于基因的复制和繁衍，文明信号源是社会文化被模仿、改造和传播的基本单元。研究文化演变的学者称之为“模因”（meme）。“中国性格”可以成为企业全球跃进的文化模因。文化模因传播远不止讲好故事。它要求一套能够建构秩序的范式语言行动。

全球化新课与“中国性格”的主动涌现

在前面的专栏文章中，我们指出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企业，往往面临原产国偏见（COO）与外来者劣势（LOF）的天然挑战。过去，企业习惯采取“掩饰主义”的被动防御：如通过第三国转口转运，或在海外建立总部、保留外籍管理层进行法律脱钩，以此减轻地缘政治猜疑。然而，在如今“泛国家安全”时代，这些传统风控策略的效应正在急剧递减。纯商业维度的掩饰性“脱钩”已无法保护企业免受地缘政治的敌意与刻板偏见伤害，缺乏母国强力支持的防御在监管风暴中举步维艰。

就在此时，中国各行各业正自发涌现出一种全新的全球化潜能。普利兹克奖得主刘家琨以“低技风格”拥抱本土限制并转化为独特建筑语言；《哪吒2》打破全球影史纪录，对当代“中国性格”进行文化基因的深度重塑；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（WSBK）中强势夺冠；深度求索（）以极低成本训练出世界级模型打破硅谷大模型算力垄断；宇树科技系统整合供应链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极致性价比与普及。这些先行者不再遮掩原产国身份，而是将其作为战略资产，展现极度真实的生命力，将劣势彻底转化为竞争优势。这种自发的“中国性格”叙事宣告了一个新时代：与其为出身抱歉，不如将务实、韧性、百纳缝补能力转化为创新的燃料，以文化性格标示质量、价值与领先地位。

历史的镜像：西方企业的“国家性格”资产

以文化性格对冲外来者劣势绝非中国企业首创。世界商业史上，美、日、德、韩、法、英、意等国企业都极大地受益于可识别的民族性或文明性商业特质。

美国企业常与颠覆式创新、平台资本主义和务实主义联系在一起；日本企业凭借精益生产、集体纪律和长期承诺创造声誉；德国企业塑造了工程精密和工业严肃性的高质量形象；韩国企业则与速度、国家动员与激进全球品牌建设紧密绑定。法、英、意企业则分别以奢华品味、金融法治与绅士信任、家族商圈与工艺设计精神转化为全球向往。

这些国家特质虽然是经验性的简化标签，但一旦转化为“战略资产”，就能在信息不对称时为全球受众提供感性的经验认知捷径，降低市场交易选择的复杂性。全球市场格局重构的今天，中国跨国企业与其在心理身份中的挣扎，不如主动将务实主义、快速迭代和抗挫韧性转化为独特的战略性文化性格。

模因理论：破译国家性格的终极密钥

“中国性格”自发叙事不只是简单的讲好故事，其底层的科学解释是“模因理论”（Meme ）。模因并不仅仅是流行语，而是理解文化传播、竞争、延续与变异的深层认知科学概念。

理查德·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中提出，模因（meme）是文化传播或模仿的基本单位。正如基因通过身体复制自身，模因以语言、行为、信物（产品与服务）和制度规范交织的综合体形态，通过人类心智与媒介进行复制、改编与传播。哲学家丹尼尔·丹尼特指出，模因与基因都是在选择压力下保留的信息模式。但文化进化发生在人类社会中，具有极强的重构性、反思性与历史开放性，并受到人们倾向于模仿成功者等因素影响。

在百年文明长周期下，所有政治经济体的终极竞争都是文化模因的竞争，主动设计的模因又会反过来支配具体的政治经济活动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，企业的国际竞争已超越单一的经济效率，彻底转向包含了语言、行为、物理信物和制度规则的系统性“模因格式塔”竞争。

模因格式塔：中国企业全球化演进的五重生命形态

企业的生命力体现在对外部环境主动影响力程度上。丹尼特将生命与环境的主动/被动关系简化为四类生命活动的“生成与测试之塔”。每一类都以做出经典研究贡献的学者命名。结合言语行动理论，我们可将其延展为五层“模因格式塔”（Meme ），借此系统解释中国企业全球性格的演进路径与智能境界：

达尔文型企业（有选择，无身份）：盲目受外部环境选择。早期大量贴牌出口加工型企业处于此阶段，仅凭价格、规模和制造速度被全球市场筛选，承受成本竞争的生存压力。此时的“中国制造”模因指向的是低成本、大批量，企业虽然生存下来，却缺乏符号权威与社会身份特征。 斯金纳型企业（规则下的适应性学习）：类似于通过一生中试错反馈进行行为强化的斯金纳生物。福耀玻璃、联想、、华为在国际化初期均体现此特征。福耀早期面对垄断与反倾销，通过法律诉讼和审计积极抗辩，展现出对规则的学习与适应；联想建立三地研发体系，跟随全球市场反馈调整目标；以“真诚到永远”和本土化“三位一体”快速响应客户需求；华为在不信任的环境中通过超额投入和长期逆境坚守来建立信誉，并推出《华为公司基本法》。它们形成了品牌和制度，但初期仍以适应和遵守既有规则为主，缺乏重塑规则的能力。 波普尔型企业（战略模拟与方法性试验）：类似于在心理模型中预先测试行动假设的波普尔生物，拥有更高的战略自觉。迈瑞医疗通过系统化国际认证与多次跨国并购主动向全球输出“可靠性”信号；比亚迪以“三大绿色梦想”预演并验证新能源产业生态；宁德时代以零碳未来为目标向全球输出电池及工业脱碳生态标准；华住则利用数字化强中台管理模式实现服务体系的标准化输出。它们开始在未来到来之前主动模拟、验证并塑造新的全球市场和价值标准。 格里高利型企业（智能设计与环境重构）：类似于顺用概念、符号和人工制品等“心智工具”大幅提升自身智能并重构环境的格里高利生物（格里高利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心理学家）。张雪机车以创始人的成长与赛事突破构建人格化品牌叙事，挑战巨头；凭借开源、高效、工程节俭主义，打破高算力垄断，重构了AI竞争话语；宇树科技让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场景中普及；大疆通过消费级无人机的普及与多场景赋能，重塑了航拍与空中视角的新型生态与公共认知。它们不仅销售产品，还在创造新的行业规则、社会认知和市场类别。 塞尔型企业（范式语言与制度创造）：模因格式塔最高境界。类似于塞尔式生物（塞尔是研究语言行动的哲学家），超越了使用工具思考的层面，直接利用语言在社会本体层面创造新的制度性事实与社会秩序。的“人单合一”管理思想、华为的压强原则与基本法制度化复制，皆展现出这种塞尔型企业的雏形。

今天，与华为的管理思想已经成为全球学习的管理语言，并塑造本行业的管理秩序。这提醒我们，未来的“中国性格”战略不应仅仅停留在“讲好中国故事”，而必须创造出能被全球理解、接受并不断实践的范式语言，使之成为塑造社会现实的制度力量。范式语言是文化模因的经典形式。

以“范式语言行动”编导全球新优势

要成长为能建构社会现实的塞尔型企业，中国企业必须首先认识模因的主动建构意义，并从开发有中国性格模因的“范式语言行动”（ Acts）开始。

哲学家约翰·塞尔指出，语言具有“施为性”（），真正有组织力的语言能把分散冲突的个体意向重整为集体意图（ ），凭空制造制度事实（如纸币背后的信用秩序）。“范式语言行动”就是以高维视角对新秩序作出郑重断言，不回答“我们要怎么做”，而是率先回答“我们身处怎样的世界”、“从现在起什么才算现实”。库恩用“范式”表达知识系统的秩序性。启动新秩序的语言也需要范式功能。它在认知层面建立一个“引力场”，吸引合作伙伴、全球员工乃至竞争者自发靠拢，实现企业编导新秩序的优势（ ）。语言编导追随行动，形成秩序规则。

编导优势意味着率先设定他人行动的语法、框架与坐标系，如同乐手与舞者在指挥写好的乐谱中自由发挥。商业史上所有划时代的变革者，皆深谙此道：

20世纪初，AT&T的维尔提出“普及服务”，将碎片化的电话市场由分散竞争的“商品”重构为“公共基础设施”，在更高商业模式层面重写了市场博弈的语法； 2002年亚马逊的“AWS API ”以严格系统规则重写，将软件零售企业重构为服务接口组成的架构性企业，进而演化出全球的云服务底座； 在中国语境中，阿里巴巴的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与支付宝担保逻辑结合，在信用荒野中创造了“信任”的制度现实。

AI时代真正稀缺的是“通过语言构造一个可共情、能协同行动的信仰世界”的高阶语言权力。中国性格的文化模因为此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。

WEIRD 之外的文化和合

正如学者约瑟夫·亨里希在《世界上最怪异的人》中指出，西方社会通过其独特的 WEIRD（英文缩写：西方的、受过教育的、工业化的、富裕的、民主的）模因体系建构了其心理特质与行为规范。“中国性格”文化模因的阶段性演进，并不是要在冷战式的零和思维中去对抗西方已有的模因体系，而是要在全球文化进化的长周期中，与西方模因实现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文化和合关系。

在这场重组全球秩序的洪流中，企业不应当继续在“掩饰身份”的被动适应中消耗能量。通过深刻洞察并运用“模因格式塔”，勇敢跨越被动选择的达尔文沼泽和适应学习的斯金纳浅滩，晋升为具备战略模拟和环境重构能力的波普尔式、格里高利式企业，直至最高层次的塞尔式生物。唯有成为自己产业里的“语言建筑师”，用富含极致务实、快速迭代与开放共情特质的“中国性格”去定义现实、命名秩序，方能开启中国企业主动编导的未来。

（【中国性格】是鲍勇剑教授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，聚焦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，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推进具有“中国性格”的再全球化战略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。）